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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刊首发 周月峰 | 五四后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

2017-03-31 10:32 · 来源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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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周月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师

文载《近代史研究》2017年第1期,注释从略

·专题论文·

五四后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(上)

周月峰

引言

傅斯年曾提出,研究思想史应避免以“后一时期,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解它”,否则“不是割离,便是添加”。但实际上,即使是当时当地所使用的名词,其含义也会随时空而变迁。傅斯年后来又提出“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”,对关键字词“探流变”,“以演化论之观点梳理”。若将傅前后两说综合考虑,似可提示我们,如不分辨词义之流变,即使使用当时已有之名词来谈当时之思想,仍有可能“割离”或“添加”。

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便是如此。除少数研究者之外,多视其为众所周知、不言而喻,即使注意到有理解分歧,仍多以“求其是”的视角探讨,鲜少考索流变。实际上,自其流行之初,时人对“新文化运动”是什么和应是什么言人人殊。在随后,其含义更是与各时期的现实与叙述密切互动,讨论“新文化运动”常常“一方面是为了研究,另一方面是为了现实”。而现实的情状又在有意无意中改写着这一概念,使其像光一样,“依其透过之空气之不同,而异其色彩”。正因此,以“演化论之观点”探寻该词含义的流变,将“用于建构历史对象的范畴”本身当成“历史分析的对象”,或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的“割离”或“添加”。

本文力图回到“新文化运动”主流论述形成之前,讨论五四后数年间各方对“新文化运动”的不同表述及争论,展示时人心中的“新文化运动”如何从“混流并进”逐渐脉络清晰,进而形成两种主要叙述,试图揭示后世相关叙述中那“建构”的一面及其“建构”过程,借以加深对含混复杂、倏忽不定的新文化运动的认识。

一、走向“运动”的“文化”:“文化运动”的出现

现在一般人多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《青年杂志》或1917年胡适提出“文学改良”,但周策纵注意到“新文化运动”这一概念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半年内才开始流行。事实上,在1920年时,郭绍虞曾直接将五四学生运动看成新文化运动的起点。周作人也曾说,五四事件的发生“引动了全国的视听,及至事件着落之后,引起了的热情转变成为新文化运动”;并以五四为界,之前的一段是“文学革命”,后头的一段才是“新文化运动”。这些不同的观点背后,正是各方对“新文化运动”概念的不同认知,提示此概念意涵的丰富与多歧。

有一点大致可以确定,即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的流行,确与五四“引起了的热情”有关。如同晚清民初很多新名词一样,“文化运动”一词传自日本的可能性较大。中国国内最初使用“文化运动”者,似有意与偏重街头行动的“学生运动”相对。五四运动发生一个月后,罗家伦、傅斯年与主张持续罢课的其他学生领袖不和,遂申明自己将弃“学生运动”而从事“文化运动”,表示“自此而后,当闭户读书,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”,将“尽力文化运动,不知有他”。

不过,“文化运动”也是一种“运动”,正体现五四后好“动”的时代氛围。正如罗家伦所总结的,“‘五四’、‘六三’的结果,只是把全国的人弄‘动’了”。五四以后“形势大变,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,那处也谈新思潮;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,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”,有了“蓬蓬勃勃的气象”。新出版品从五四前的寥寥数种,“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”。刘延陵便说,当时“中国忽然来了‘文化运动’的一个名词,我们也不晓得是那〔哪〕一个人开始造的,但这本是群众心理的一种现象,不足深怪”。所谓“群众心理”,即指当时“动”的氛围,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五四“引起了的热情”。郑伯奇更指出,当时各地的“文化运动”是与“爱国运动”“一时迸发”的。例如,有报道观察到,长沙正是受了五四运动的鼓动,“一般人士向‘新潮’方面走的”方才渐渐增多,意识到“社会改造”“思想革新”“妇女解放”“民族自决”种种问题,万不容缓。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,“文化运动”一词开始被使用和流行。

河南和信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并且,时人常寄希望于此种“动”的倾向之中。张东荪呼吁学生“直接行动”,他认为当时的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种,“是个人直接的运动,是个人良心上发现的决心,是最新革新运动的型式”,“五四、六五两运动,是亘古以来破天荒的新运动”,只不过当时的“新思想”仍不够普及,要实现“新思想”与“新运动”的结合,仍需要以“文化运动”“去培植新思想的基础”。罗家伦同样认为“中国的存亡正系在这一‘动’”,他之所以要“积极做我们的文化运动”,正是为了维持这一“动”,使之成为“永久的活动”。李大钊更明确地强调“文化运动”是“少年运动”的第一步,其目的是要创造理想的“少年中国”。

河南和信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在张、罗、李三人或许随意的表达中,“文化运动”这一概念正是五四之前的“思想”(文化)与五四之后的“运动”之结合——将街头的“学生运动”调整到了“文化”领域,又为“文化”增加了“运动”的形式。顾颉刚便认为,五四的意义就在于将反抗强权的运动与文化建设配资开户 了起来,方才“激起了‘创造新文化’的呼声”。“文化运动”这一词语顺应了“群众心理”,同时也塑造了五四之后的新风气。毛泽东“我们不说,谁说?我们不干,谁干?”的宣言,《少年中国》月刊“本科学的精神,为文化运动,以创造‘少年中国’”的宗旨,均是典型的“说”与“干”、“文化”(“科学”)与“运动”的结合。

二、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的流行

与此同时,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——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,故“新文明”“新世界”“新中国”“新社会”“新人”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。“新文化”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,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。创造“新文化”,也变成了迫切需要。五四学生运动之后,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“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”的责任。有人甚至认为“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,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,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,不能不创造新文化”。

或正是看到了“文化运动”与“创造新文化”之间的内在关系,有人开始使用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。五四后曾考察北京、上海等地的蒋梦麟指出“新文化运动的目的”便是要“酿成新文化”,只有如此才可以救治“中国社会的病”,故他视其为“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”。稍后更有人总结“创造新文化,传播新文化,就是新文化运动”。与“文化运动”一词相似,这些人在使用该词时仍然强调其沟通思想与实际行动的一面,如蒋梦麟心中的“新文化运动”,就是要形成一股“怒潮”,“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,成一个光明的世界”。

河南和信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1919年10月底,江苏省教育会决定将“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”确定为本年高等、中等学校学生“演说竞进会”的演说题,随后在报纸上广登通函,详细解释该词含义,试图借此活动“唤醒国民,改良社会,发展个人,增进学术”。这一举措促进了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的流行。演说竞进会分别于12月6日及22日在南京举行。在其影响下,江浙学生纷纷参与讨论,将讲稿投诸报端。有人读到江苏省教育会对“新文化运动”的解释后认为“确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所需要者”,《时报》所附《教育周刊》也号召大家“急应研究研究”。自此,“新文化运动的声浪,就一天高似一天”。到1919年底,谈论、使用“新文化运动”已成为一种时髦。陈独秀在1919年底撰文指出新文化运动者无人愿办“店员周刊”“劳动周刊”等刊物,质问“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,不能挂‘新思潮’‘新文化运动’的招牌吗?”可见在当时只要挂上“新思潮”“新文化运动”的招牌,就是“时髦”。需要说明的是,即使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流行之后,在早期,时人仍常将“文化运动”与“新文化运动”混用,有人便曾明确指出,“文化运动”也称“新文化运动”,“是没有多少分别的”。

河南和信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的流行和五四后注重“行动”甚至“运动”的时代氛围有关,而当其流行之后,又进一步促使社会“运动”了起来。当时各地均在为从事“新文化运动”而积极行动:汉口学生争相“愿做新文化运动的‘马前卒’”,温州的永嘉新学会“对于新文化运动及改造社会等事业,日日进行,成效可观”,而原本“黑沉沉、冰冷冷的芜湖,居然也有什么新文化运动”,且“‘蓬蓬勃勃如釜上蒸’般的热烈进步”。真可谓“今天在这儿唱‘新文化运动’,明天在那儿唱‘新文化运动’”,“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鲁迅已指出“新文化运动”这一名目本非《新青年》同人提出,而是《新青年》的反对者制造出来的。他说,五四运动后,革新运动表面上有些成就,于是主张革新的人也渐多,这里面“有许多还就是先讥笑、嘲骂《新青年》的人们,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:新文化运动”,“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《新青年》身上,而又加以嘲骂讥笑”。他又说:“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,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。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,势不可遏,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,美其名曰‘新文化运动’。”鲁迅这里所说的反对者包括张东荪及“研究系”同人,他之所以如此说,当与张氏在此前与《新青年》同人有过不愉快的文字交锋,随后又反复倡导“文化运动”甚至祭起“新文化运动”旗子有关。

河南和信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相比其他报章杂志,被视为新文化运动“金字招牌”的《新青年》反而较晚使用该词。1919年12月,《新青年》杂志从《时事新报》《国民公报》《晨报》中摘出数篇“长沙特约通讯”,合并为《长沙社会面面观》一文,并将其中一封名为《湖南之文化运动观》的通讯改题为“新文化运动”,成为文中一节。正如王奇生指出的,陈独秀在这一期的“随感录”中开始频繁使用这一名词。与鲁迅不同,至少陈独秀到1919年年末已大致接受“新文化运动”这一名称。

河南和信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体而言,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因迎合了五四后好“动”的“群众心理”而迅速流行。配资公司 其流行过程,梁漱溟说得最为清楚,他在1919年6、7月间写作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导言,用到“文化运动”一词时,尚“自疑杜撰”,可见那时还几乎无人使用,但“今才六个月功夫,竟成腐语滥套”。他从这一过程中,看到了“社会的猛晋”。五四学生运动之后的数月间,思想界“相率竟为新文化运动”,该词迅速传播开来,进入大众视野,成为社会“最时髦的名词”。并且,有人注意到该词本是代“新思想”而兴,这一取代绝非偶然,用“新思想”来涵盖之前“咬文嚼句的书生运动”。或许尚可,但五四后的思想界有了极大转变,走向实际运动戴季陶认为五四后的“文化运动”关注“促进社会文化的实际问题”,是一场“实际运动”。要求改造社会、革新政治,故内涵外延更为广泛、模糊,似可兼顾思想与社会又带有实行意味的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词才被广泛使用。

河南和信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然而,与“辛亥革命”或“五卅运动”这类偏重历史事件描述的名词不同,“新文化运动”在其流行之初,除描述现象之外,更多是一种革新主张,而主张常常是多元且变动的。故对于何为“新文化运动”,当初较早使用或阐述该词的人,不论是思想界领袖还是普通人,并未给出一致的界定。他们心目中的主张本就各不相同,“新文化运动”内涵亦因着意点而有所差异。但随着该词迅速勃兴,这一概念便掠夺式地涵盖了从思想文艺到社会政治之间的广阔地带。

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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